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白居易盛赞刘禹锡为“诗豪”，是以自身一套公职担当和公余风雅的士大夫二元人格范式，给予刘禹锡的综合性人格与文学定评。这个称号的内核，是人格优先于文风；是逆境之中仕道坚守与精神风雅的统一，而非仅仅诗歌写得雄豪。倘若看不到这一层，就会把“诗豪”降格为泛泛的风格标签，错失中唐士人思想的关键内涵。白居易所说的“豪”，并不单单指向文学层面的意气飞扬，背后藏着一套对士大夫人格的完整的评判尺度。在他看来，理想的士大夫，身处官位就要扛起治理责任，恪尽公职本分；忙碌公务之余，也不能丢掉文人那份清雅的精神追求，入世担当和个体精神的自守，完全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
古典文学的作用，不在于工具意义上的“小用”，而在于精神秩序建构层面的“大用”。阅读刘禹锡，不只是熟读几首咏史抒怀的名篇，更要透过一位中唐知识分子坎坷的人生轨迹，去看见古典文本如何介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用古人真实生命遭遇留下来的经验，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群体性的精神需求。
在白居易这套专门的批评体系之外，“豪”本就是唐诗当中十分常见的审美概念，用来形容诗文格局开阔、风骨刚劲，和绮靡卑弱、沉溺哀怨的文风形成对照。大致来看，这种宽泛意义上的“豪”包含意境格局宏大，不困于个人细碎悲欢；行文笔力劲健，遣词造句拒绝柔媚雕琢；作家本身心胸开阔，即便遭遇挫折，也不愿一味自伤自怜。
以这套宽泛标准回看整个唐代，能写出这类风格的诗人不在少数。初唐四杰挣脱六朝宫体文学的狭小格局，陈子昂大力提倡风骨，为唐诗刚健的审美取向打开局面。盛唐国力强盛，更是催生一大批意气昂扬的写作者，李白想象驰骋、潇洒旷达；高适、岑参书写边塞风霜，诗篇雄浑悲壮；张九龄、贺知章身居庙堂，笔下同样有着士大夫的开阔襟怀。就算到了中晚唐，韩愈诗歌雄奇硬峭，柳宗元文字峻洁孤高，杜牧咏史怀古，依旧保留一份清朗豪壮之气。
可盛唐多数诗人的豪情，更多是时代环境滋养出来向外抒发的意气。人生得志便尽情施展才华，一旦仕途失意，就转向山林以求精神解脱。“豪”更多落脚在文采与性情，逆境状态下如何守住责任、如何平衡公务与个人精神，并没有纳入他们的价值考量。白居易没有把“诗豪”的名号送给上述一众以豪放见长的诗人，唯独留给刘禹锡，关键点便在于这一重要区别：刘禹锡的“豪”，不是才情外放之豪，而是苦难反复打磨之后，人格与诗歌浑然一体的结果。历经二十余年贬谪漂泊，他依旧没有放弃士人的责任，同时守住精神世界的清雅自持，真正做到逆境之下，公共担当和文人风雅双向成全。
想要读懂这份特殊评价，需要先理清白居易本人对“豪”的审美观念形成过程。在白居易之前，古典语境里的“豪”语义零散，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兼顾社会责任与个体精神安顿的成熟评判框架。先秦两汉时期，“豪”兼具褒贬，既可指才干出众之人，也用来指代横行乡里的豪强势力。魏晋时代人物品鉴盛行，名士多追求避世超脱，很少认真思考：一个人身居官署，该怎样平衡政务事务和内心精神追求。初盛唐把“豪”融入诗歌审美，重在抒发个体才情，却很少关照士大夫真实仕宦处境带来的内在矛盾。
白居易关于“豪”的人格理想，萌芽于少年旅居吴越时期的见闻。其《吴郡诗石记》，完整记录了这一审美理想的萌芽与积淀，是白氏“豪”观念的核心文献源头：
“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则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兼有之矣。岂始愿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状人情，与曩时不异。前后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齿发非，又可嗟矣。韦在此州歌诗甚多，有《郡宴》诗云：‘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最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传贻将来，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后。虽雅俗不类，各咏一时之志。偶书石背，且偿其初心焉。宝历元年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
其中格外推崇韦应物“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构成白居易理想士大夫形象的范本。前一句描摹官衙威仪，代表为官者无可推脱的公共责任；后一句写处理完公务之后，退居斋舍所拥有的清净心境，指向文人的精神归处。做官履职和精神风雅，二者并不需要互相割裂，完全可以共存一身。
白居易并不只是单纯仰慕前代贤人的行事，他也用自己的诗文完成实践印证。任职苏州刺史期间的《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诗云：“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表达了政务辛劳与精神欢愉互为补充的生存状态，一套完整的人格品评标尺已经成型。
及至晚年，白居易与刘禹锡频繁唱和交游，这套成熟的品评标准遂放置于刘禹锡之身，评价呈现层层递进的脉络。白居易在扬州所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中以“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许其为“诗国手”；至《刘白唱和集解》，乃下最终定评：“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所谓“少敢当者”，非独谓其诗，亦谓其人。“诗豪”这一概念涵摄“豪人”公私相济的本义，品评之中以人格评判为先，诗艺评判为辅，最终达成人诗合一的审美定评。需要注意的是，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言“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乃是引述当世所评。时人尊李杜为诗豪，着眼于二人冠绝古今的创作成就与文坛地位，属于成就维度的评判，并非专论诗歌风格。而白居易晚年称刘禹锡为“诗豪”的评语兼具风格与人格双重面向，既指刘诗凌厉森然的笔势，亦指刘禹锡傲岸不屈的人格。同用“诗豪”一词，二者评价视角与内涵本质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刘禹锡身上所彰显的“诗豪”品格，并非单纯的文风雄放，而是多重精神特质交融而成的完整人格范式，其根基深植于漫长坎坷的贬谪生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长期被流放至偏远州县，辗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仕途屡遭摧折，他却并未因贬谪而荒废政务。身处世人眼中的蛮荒之地，依旧勤勉治理地方，兴学教化、移易风俗，推动中原文教向外传播，切实践行士大夫济世安民之本心。“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正是他在世事浮沉之中坚守正道的自我写照。许多士人一旦失意便看破世事、放弃担当，而刘禹锡之“豪”便体现于困厄之中依然不肯舍弃士人的责任。
逆境之下不改坚韧风骨，是“诗豪”最能打动后世读者的部分。历代贬谪题材的文学作品，常常萦绕身世沉沦的哀怨，很多文人深陷个人遭遇，反复书写失意带来的痛苦。刘禹锡同样承受沉重的政治打压，却很少陷入自怜。“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磨难在他眼中，是心性淬炼的必经过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把眼光从一己荣辱当中抽离出来，以宏大视角看待世事代谢。苦难没有磨平他的意志，反倒沉淀出刚毅豁达的生命姿态。
清雅自持，是对应白居易所说公余风雅的一面。刘禹锡诗歌的豪，没有狂放浮躁的戾气，风骨向内收敛，情理兼备。《乌衣巷》借寻常燕子写尽历史盛衰，文字冲淡，意蕴厚重；《秋词》打破自古文人悲秋的惯性，“晴空一鹤排云上”，于萧瑟秋日写出昂扬向上的力量；前后两篇《玄都观》绝句，虽作者自身历经多年打压，笔锋却依旧锐利，且不会流于激愤叫嚣。
与此同时，他身上还有兼容通达的处世智慧。刚直守道并不等同于孤僻偏执，在守住道义底线的前提下，他懂得包容变通。站在宏观社会层面观察，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条件高度发达，技术迭代日新月异，但社会整体也面临共同的精神课题：工具理性不断扩张，技术可以解决大量物质层面问题，却回答不了人应当如何自处、如何看待得失荣辱、如何确立自我价值这类根本性命题。放到中观维度上看，大规模的精神内耗、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挫折面前的脆弱心态、责任意识与个体精神生活之间的失衡，比比皆是。很多人拥有完备专业知识与生存技能，却缺少稳固的内在精神坐标系，外部境遇一旦波动，内心秩序便随之崩塌。
恰恰在这些地方，以刘禹锡“诗豪”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显现出它不可替代的“大用”。这种用处不体现为直接产出方案、直接兑换收益，而是提供精神参照、价值资源与人格样本，从个体修身、职场处世、社会文化、青年培育多个维度发挥作用。
古典文本为个体心理世界提供抗挫的精神资源，消解普遍性精神内耗。现代社会中，不少人的自我价值完全依附外部结果，一旦不及预期，就容易自我否定。刘禹锡二十余年贬谪沉沦的生命样本告诉我们，人生起落是历史与个体的常态，困境并不等于人生的彻底失败。古代文学把古人在真实苦难之中摸索出来的生命经验保存下来，当代读者借阅读完成精神上的参照与共情，建立一套不完全依附外界成败的内心秩序，这是心理学、实用技术无法完全替代的精神滋养。“诗豪”人格当中担当与风雅相平衡的范式，对当代社会与公共生活具备现实借鉴意义，足证传统士人智慧依然可以转化为现代人的处世准则。
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仅存在于制度条文当中，更沉淀在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实践与诗文书写之中。刘禹锡的“诗豪”品格，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中唐逆境下的鲜活实践，既不消极避世，也不恃才狂放。把这类古典精神资源纳入当代阅读、教育与文化传播，不是简单背诵名句，而是激活传统人格样本，引导青年跳出精致利己的局限，培育自强不息、豁达坚韧、担当有为的品格，夯实整个社会的文化根基。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刘禹锡的人格根植于中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土壤，带有传统士大夫固有的时代局限，不能把古代士人模式不加改造直接照搬进现代社会。我们汲取的，不是古代的仕宦制度，而是其中逆境守道、重德轻名、守正通达的精神内核，并由此完成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作者：戴伟华，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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