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开栏的话
我们学习古典的目的是什么？《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谓“三不朽”。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近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化、现代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平庸化。而当代的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突破，在带来一定便利的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与研究造成了一定冲击，“文科无用论”等片面论调在网络上沉渣泛起，甚至少数研究者也因为学术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认为其没有价值。为了摆正对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文科研究的态度，在数智时代等多重背景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文学及其精神，我们特辟《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栏目，从中式审美、中华文化精神、人格培养、心理健康、价值观培育及与当代生活结合等多角度来呈现古典文学的特质与魅力。
回顾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当我们谈到“古典文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意味着谈到了“古代文学”的精华所在。一般说来，“古代文学”是指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包括了各个时代的各种文体、趋向、风格、流派、作家、作品等。而“古典文学”则是特指古代文学中带有经典性、标志性的核心内容，包括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已经卓然矗立、影响深远的风格、流派等。从跨越千百年的历史过程来看，最具生命力而影响至今的，一定是那些浸润人心、脍炙人口、深刻展现历史风貌和民族精神的文学内容。因此，“古典文学”这一概念，不仅指向历史上各种具体文学现象，更直接指向古代文学经典在后世绵延不绝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深刻启迪。事实上，这也是直接关系到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凝聚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首要原因，就在于其心灵深处所具有的牢不可破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关于古典文学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固然涉及范围至广，而从本质上看，恰是关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内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所在。
第一，对于国家民族的牢固归属。在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是社会组织的高级形态。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既是最高尚的道德观念，也是民族生存、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爱国精神，历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主题。黄帝、炎帝相互融合的传说，以神话的艺术形态，表明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源头。黄帝擒蚩尤的传说，则生动呈现了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诗经》中周公东征的一些诗篇，歌唱了维护天下一统的艰苦战争和将士们义无反顾的奋勇精神。即使在那样险恶环境下，他们也能吟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警句（《诗·小雅·采薇》），既是回首往事的悲辛，也是凯旋的欣慰。从《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到楚辞《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从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无不闪耀着激越的爱国精神光芒。即将离开人世的宋代陆游，想到的不是个人生死，而是国家的统一强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因为正义的抗英事业无辜遭贬的清代林则徐，想到的不是一己之得失，而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即使身陷囹圄，仍未改初志，并从容就死，因为他坚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千百年来的历史兴衰，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重重磨难，已经深刻地昭示，个人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衰落、民族危亡之际，每个社会成员都无法幸免于难。只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作为个体才有更多机会发挥才智，实现自我。只有持久赓续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中深沉炽烈的家国情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完美体现。
第二，对于父母家族的深厚眷恋。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孝为一切伦理纲常的核心。许慎《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也。”《左传·文公二年》云：“孝，礼之始也。”《诗·大雅》中《文王有声》《卷阿》《既醉》等篇章，均表达了周代贵族阶级对孝的观念的坚守，通过祭祀来表达对祖先的无比崇敬。由此可见，“孝”乃是周代贵族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其社会思想的重要支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父母的孝的观念，也深刻影响着广大社会成员。《诗·魏风·陟岵》表现得最为生动：“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下两章分述母、兄，而句式相同。明末贺贻孙《诗筏》云：“四句中有怜爱语，有叮咛语，有慰望语。低徊宛转，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诗而已，绝不说思父母，较他人作思父思母语，更为凄凉。”这是一首远役之人牵念父母兄弟的伤怀之作，语意婉转，情深意切。后世文学作品中，感念父母者，如孟郊《游子吟》、欧阳修《泷冈阡表》；怀念兄弟者，如白居易《得行简书，闻欲下峡，先以此寄》、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悼念妻子者，如元稹《悼亡诗》、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祭祀姊妹者，如陶渊明《祭程氏妹文》、袁枚《祭妹文》，这些经典作品，林林总总，无不生动反映了古代家庭伦理生活中的重要情感，蕴含感人至深的力量。
中国古代以孝为核心观念的家族生活，是久远而丰富的；其所获取的文学表现，也是多姿多彩的。在工业文明已取代农业文明的主体地位、家族群居生活让渡于个体自由迁徙的时代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可能会增加，但父母儿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骨肉之情，却不应因此而有所疏离。传承古典文学中所颂扬的孝悌之情，孝敬父母长辈，敦睦兄弟姊妹，眷恋夫妻子女，繁衍后世子孙，不仅是引导现代社会成员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也将使人们的家庭关系更加密切，情感世界更加丰富，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时代生活的考验。这正是古典文学的现代审美之效。
第三，对于朋友同道的真挚关爱。在周代宗法社会历史背景下，贵族阶级高度重视朋友之谊、宾客之道，并纳入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这在当时的诗歌作品中就有大量反映。如《诗·小雅·鹿鸣》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从诗中可见，朋友之谊通过严谨的仪式得以烘托出来。再如《诗·小雅·南有嘉鱼》，也同样是叙写宾客宴享之乐。朋友之谊，以义相交，即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历代人们都是以此为信条，孜孜践行。文人士大夫在社会交往中，创作了大量酬唱诗、送别诗、怀远诗等，情意婉转，艺术精湛，成为古典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仅以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为例，他早年与元稹相互酬唱者，据其《祭元微之文》自述：“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现存约四百首）晚年与刘禹锡相互酬唱者，约一百四十首。两者相加，已逾千数。而盛唐时代李白和杜甫的交游之作，更是诗歌史上的经典，脍炙人口，传诵不衰。至于叙事文学方面，早期如赵氏孤儿、伯牙摔琴、季札挂剑等传说，即已感人至深；后期演化到长篇小说中“桃园三结义”（《三国演义》）、梁山好汉大聚义（《水浒传》）等，更将民间广泛认同的朋友之谊，提升到社会正义的高度和小说艺术的巅峰。中华民族重友谊、讲信义的传统文化，由此得到栩栩如生的审美呈现。
时移世易，人们的伦理情感当然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谊永远不会消失。现代社会中，由于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每个人的相对独立性显著增加，处事方式更为灵活自由。尽管如此，朋友之谊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支撑，其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沟通信息、交流感情、扩充知识、增长见闻、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所有这些，往往靠朋友之谊来承担。这既是人的天然禀赋，也是人的社会需求。古典文学关于朋友之谊的描述和歌咏，在审美启迪的同时，可以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极大借鉴。与此同时，恪守社会伦理规则，朋友之间以义相交，也是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美德，是古典文学所标立的楷模，可以给当代朋友之谊提供积极的价值引领和道德示范。
第四，对于自我人格的坚定守持。坚定的人格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论语·泰伯》载曾子转述孔门思想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对人格品质的本质阐发。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坚持自我完善、实现高洁人格的精神追求。屈原《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不管外在环境多么险峻，为了坚守高洁的人格情操，即使失去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其他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传说，黔娄、严光安贫乐道的事迹，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的傲岸，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激昂，以至于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所自称“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都表现了坚持节操、不同流俗的人格追求。
生命的意义在于本真，在于坚守人格理想的自我实现。社会快速发展、物质不断丰裕的时代条件下，既要在外部竞争中积极进取、不断开拓，又要砥砺自我人格、坚守道德底线；既要胜不骄败不馁，又要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诱惑，这就需要强大的内心定力和坚定的人格修养。古典文学所弘扬的执着进取、矢志不移、安贫乐道、鄙弃流俗的人格追求，在当代亦可引导人们坚持理想、积极向善，以其千百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的强大历史动力，构成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源泉。
第五，对于宇宙自然的亲近交融。人类既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超越自然，从而实现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改造自然的豪迈气概和宏伟实践，通过古典文学中瑰丽多姿的神话故事，得到生动传神的表现。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故事，以神奇的情节，叙写了上古时代改天换地、造福人类的英雄传奇。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更把战胜自然灾害的豪迈情怀表现到了极致，并由此烘托出无私无畏、为民造福的鲜明英雄形象。如《韩非子·五蠹》所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他手执公权，竭力为民，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率领民众抗击洪水，化堵为疏，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受到历代广大人民的爱戴。后世小说艺术的发展，受惠于上古神话的影响，开拓出更富于瑰丽想象的奇幻情节。如《西游记》中天兵天将的千里眼、顺风耳，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封神演义》哪吒“剔骨还肉”“莲花化身”，都是基于丰富社会实践而进行奇幻想象的结果，其实质是跨越时空的理想愿望的审美升华。与此同时，基于天人合一的哲理基础，在歌咏自然、模山范水之际，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了人与自然亲近融合的态度。这在历代大量山水诗、田园诗的写作中，得到生动细腻的艺术表现。从魏晋以降陶渊明归隐故里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豪游林野的山水诗，到盛唐时代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无不在诗歌创作中通过情景交融，实现心灵与自然的汇合统一，即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从而成为最具民族文化特征的抒情传统，融入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
既要改造自然，又要融入自然，这永远是人类面临的辩证性挑战。关于改造自然，古典文学提供了以大禹等英雄形象为代表的楷模；关于融入自然，古典文学又提供了以陶渊明等诗人为代表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愈是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愈是需要内在的价值引领，首要是明确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为了全体人类的解放和福祉。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准确把握改造自然和融入自然的辩证关系，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尊重和亲近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这方面，古典文学恰好以其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以其各体作品所蕴含的丰富人文底蕴和审美趋向，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综上所述，经典性和标志性的古典文学精神，既属于工具理性，更属于价值理性，其现实意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当历史车轮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在科技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日益影响人们生活的背景下，悠久的传统文化必将日益彰显其价值引领作用；而那些轻视人文学科的认识误区，也将在有力的事实面前得到澄清。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将在引领人们现实生活和内心境界的过程中更加凸显，进而不断闪耀璀璨的光芒。
（作者：郭杰，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常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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