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学人小传
陈文新，1957年生于湖北公安。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院教授委员会名誉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聊斋学会副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明代诗学》等，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及“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等。
无论是在同行、同事还是学生眼中，陈文新都是一个“简单”的学者。他几十年如一日，除了上课、看书、做研究，就是坚持不懈锻炼身体。简单而规律的生活，带来的是高效的学术产出。近20年来，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他不是那种将视野限定在某个狭小领域的学者，而是广涉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在古典小说、明清诗文、明代诗学、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等领域都有所收获。
红学家、文史专家冯其庸曾评价，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40多年来，陈文新一直在用不断丰富、深入的研究，为筑成中国文学史的“万里长城”而努力。
学脉与传承
陈文新从小就喜欢看书，父亲戏称他为“书懒”。这个贯穿一生的爱好，使他养成了甘于寂寞、专注学术的性格。
1978年3月，怀揣着作家梦的陈文新步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因为学术演讲得了全年级第一而被留在中文系任教，从此告别作家梦，开启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历程。
小说作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类，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很大关注，出现了鲁迅、郑振铎、阿英、孙楷第等诸多小说研究名家。初入学界，陈文新就把目光对准了古典小说研究。1985年，他跟随宋元明清文学专家吴志达先生读研究生。吴志达是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又受到老师的影响，陈文新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多与中国古代小说有关。1988年，他获得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聊斋志异〉的抒情精神》。
1993年，陈文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书不厚，但颇受学界关注，其中关于文言小说流派的概括，后来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介于子、史之间，同时又有部分集部文学的特点。陈文新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注重辨体，对与各体相关的核心概念也颇为关注，发表的论文大多体现出建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和尝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著《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受到学界广泛肯定。
陈文新一边研究文言小说，一边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着古典长篇小说。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他用“历史的三国”“民间的三国”和“掌故的三国”加以概括。“历史的三国”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及注，以曹操为主，以董卓、袁绍、袁术等为辅，其中对官渡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三国演义》对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描写，大多来自民间故事，其特征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在明确区分“好人”“坏人”的基础上，又热衷于赋予“好人”的“谋”“勇”以传奇意味、超人色彩，其中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尤为典型。这是“民间的三国”。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他们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大量笔记片段，以贯穿全书的掌故风味和隐逸情调来消解“英雄”的意义，另具一种超越世事和感慨世变的情怀，洋溢着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人生趣味。这是“掌故的三国”。1995年这一看法甫一提出，就得到张锦池、陈辽等前辈学者的喝彩。如今30多年过去，“多维三国”的概括依然是众多读者解读《三国演义》的重要参考。
21世纪以来，昔日热闹的小说研究有遭到冷落的趋势，陈文新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第一，古代小说相对遇冷，不是其文学史地位降低了，而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过于集中于这一板块，研究力量需要做适当调整；第二，比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数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学术质量也有所提升；第三，当下古代小说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较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学者，完善了不少。基于以上三点，陈文新认为，对于古代小说不再处于古代文学研究聚光灯下的情形，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不必焦虑。近些年来，他将小说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域外，与韩国学者闵宽东等合作编纂《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等。这些书籍为小说研究的持续开拓提供了“他山之石”。
第一次学术转向
从1987年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小说研究论文，到20世纪末连续出版多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作，陈文新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专家。然而令学界同仁感到意外的是，2000年，陈文新出版了一本“跨界”著作——《明代诗学》。这是学界第一部关于明代诗学的专著，被同行认为“深入而又细密地辨析明代诗学范畴……将明代诗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描绘了明代诗学的基本面貌，概括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理论建树，而且建构了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提高了明代诗学研究的理论层次”。
陈文新在学术上由古典小说转向明代诗学，与他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自觉意识以及所承担的学术任务有关。从1995年起，以明代诗学及相关理论问题为核心，他先后发表了诸多颇具理论意识和自主知识建构特点的文章。
那时，陈文新正在承担《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的编纂工作。从明代文学的整体来看，小说、戏曲虽然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其时文学的主流仍是诗文创作，无论群体规模还是作品数量，都十分庞大，居于文人文学活动的中心位置。明代的诗文创作虽遭到后世批评，但各体文学的理论建树具有很高水平。这样的认识，在郭绍虞、朱东润、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学者的论述中都有所论及。总体而言，现代以后出版的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对于明代各体文学理论虽多有论述，但大多是基于每一理论家的思想作具体分析和阐释，而较少对明代文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论述。这一研究思路及其所呈现的成果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对明清时期文学理论成绩和特点的认识。
陈文新对明代诗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以考察个体理论家的思想形态为基础，进而就主要理论问题及其知识特征作体系化建构。这样的意识，在《明代诗学》中已有所呈现。在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以及200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中，这种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意识更进一步凸显。
从20世纪学术演进的历程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可归结为两种路数：一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以文学理论家为线索进行批评史研究；二是打破时空界限，以具体问题为核心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前者如各类文学批评史著作，后者如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陈文新认为，以往这两种路数之间缺少必要的呼应，就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历史状貌的重绘而言，历史线索的梳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以此为基础对两种研究路数进行有益综合，一方面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沟通明代哲学与诗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时代变迁中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与明代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以主要理论问题为重点，建构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在准确把握明代诗学时代性格的基础上，由大势而及全貌，达成对明代诗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把握。
梳理中国文学整体脉络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无论是小说，还是明代诗学、文学理论，都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一个更大的学术任务和挑战摆在了陈文新的面前——梳理中国几千年文学演进的历史，编纂一部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著作。从提出动议，到最终出版，前后经历了六年时间，其间甘苦，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有所体会。
对陈文新来说，组织编纂学术丛书并不是头一遭，但主持《中国文学编年史》这样规模宏大、彼此接续的多卷本丛书，不仅需要在体例设计上翔实周全，还需要具备超强的学术组织和协调能力。
文学史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著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学术发展历程中，学界产生了数以千计、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体制各异，蔚为大观。编年体文学史按年代顺序呈现历史时期的文学演进，由此而成为文学史书写园地中的一员，是近二三十年之事，且多数是以断代为限。到目前为止，只有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时间上纵贯古今，系统地呈现了中国历代文学演进、作家创作、思潮流变等相关问题，在编纂理念和方式上兼采以往文学史著述的长处，兼顾文学历史叙述方式和呈现文学史世界两方面内容。
文学编年史的优势在于对各种文学史事实的客观呈现，《中国文学编年史》自然也不例外。正如文学史家霍松林所说：“编年史之所以在近年受到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便于完整地呈现其真实面貌。编年史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作为一部“以事实说明问题”的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编年史》立足于年代顺序梳理文学史事实，在采用编年体叙述中国文学历程的同时，借助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等中国传统史体的长处，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立体式、多维性的年代史文学叙述。
除了按年编录文学史事实之外，《中国文学编年史》体现历史整体性观照的另一个重要做法是，在各代卷首单列《绪论》，又根据时段划分，将各代文学分作几章，以此见出文学史发展的段落，各代、各章之下均收录历代有关该时期文学整体性观照的重要评述。这些批评材料，如有关文学史经典作家的确立，对各不同时期文学史总体风尚的描述，对诸多流派构成及其理论主张、创作趣味的概括等等，是文学史意识建立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些材料虽然尚处于“原始状态”，要演化为文学史叙述还有待各种材料的参佐，需要在不同的史料之间彼此建立联系，然而就确立明晰的历史意识而言，《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这一做法，无疑拉近了叙述性文学史与传统文学编年史两者之间的距离，而具有一定的居间性质，为探索新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提供了实践经验。
《中国文学编年史》完成之后，陈文新又陆续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古代诗歌与散文》《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并和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共同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随着文学史编纂经验的增加，陈文新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中国文学史书写问题的探讨。文学史著作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著述方式，在过去多被视作“教材”；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文学史著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学者们对其生成、建构的历史逻辑、制度渊源和文学史观念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探讨。陈文新基于自身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百余年来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等著作，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
走向中国古代知识世界
在古代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门类，“文学家”也不像今天一样是比较单一的身份。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多身兼各种角色，可能是史学家、哲学家，也可能是政治家、书法家，其著述也并不都在“文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兼及各种知识。这样的情形，就要求学者在关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学家”时，应当放宽视野，将其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和思想世界的一端，放在与其他知识相互关联的位置去加以研究和理解。陈文新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自觉意识。他将研究的触角从文学伸向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即是出于这种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深刻理解。
在陈文新看来，科举制度虽然不以培养文学家为宗旨，但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科举制度下涌现出了一个新的阶层——“寒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在科举制度下大量发生的事例，为中唐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出身平民家庭的诗文作者。其二，科举制度下“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察生活的立场。新的立场，意味着新的写作角度、新的表达方式。其三，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城市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文艺消费群体，为戏曲、曲艺开拓出巨大市场，促进了戏曲、曲艺的兴盛。在明代，一边是“正经”的阳明心学，一边是“不正经”的戏曲、小说。无论是“正经”，还是“不正经”，都与这个消费群体有关，显示了消费需求的不同侧面。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文新认为，“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学”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学术领域。
陈文新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及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使他很快就跻身于科举学专家的行列。2009年，他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丛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二是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在陈文新看来，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份丰厚的遗产，传承文化，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文献资源。
以科举文献编纂为起点，陈文新在“科举与文学”领域进行了深入开拓。他和何坤翁、赵伯陶合作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吸取《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将科举与文学结合研究，被认为开创了一种新的交叉研究方式。此外，他还与王同舟合编了《明代八股文编年史》。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体现了陈文新对于“科举与文学”论题更为深刻的思考，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生产、阅读、传播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该书的英文版由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做中国文化研究的传灯人
陈文新扎根珞珈山，立志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文化研究的名山事业。他在学术上由小说、诗文到文学史、科举制度，不断拓宽研究版图，打通各类知识之间的壁垒。回顾40多年来的学术历程，他概括说：“我的学术研究以明代文学为中心，从横的方面，由明代小说拓展到明代诗学，进而延伸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从纵的方面，上至先秦，下至清末，凡是和小说、诗学、科举有关的问题，无不留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以通史眼光立体地把握明代文学……让学术和人生的视野更为广阔。”从“专家”到“通人”，在学术的道路上，陈文新以他“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向着一座又一座山峰攀登，也把做学问的方法传授给一代代学子。
学问的传承，既体现在学术理路的接续上，也体现在老师对弟子学术兴趣的影响上。陈文新关注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这直接启发了学生们的研究思路，比如王同舟从事明清八股文研究，鲁小俊从事中国古代书院与文学关系研究，白金杰研究科举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郭皓政、周勇、江俊伟等以科举与文学关系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陈文新不仅传授为学之道，也是学生们为师、为人的榜样。第一次给老师递交论文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刚从江西的一所学校考入武汉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完全是个门外汉，尚未摸到一点学术的门道。当我表达想跟随文新师读书的意愿后，他让我两个月内交一篇习作，看看我的水平如何再做决定。两个月后，我诚惶诚恐地交上自己的“作业”，之后就像等待审判一样寝食难安。当老师把我叫去，看到满是红色修改笔迹的稿子，我既羞愧又难过，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如愿了。然而，结果让我意外，老师认为我在学术研究上虽然稚嫩，但也算有想法，能思考，可资“改造”。直到多年以后，我也成为人师，才体会到其中深意。那份满布红色笔迹的修改稿里，有一位学者的一丝不苟，也不乏一位长者的宽厚仁爱，今天仍在激励我追随老师的脚步不断精进。
（作者：余来明，系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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